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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报:徐向前叔侄披甲齐杀敌 日本延迟大学生求职时间或适得其反

日期:17/09/10   来源:http://www.pv-cn.com  作者:博彩网站   阅读:

港报:徐向前叔侄披甲齐杀敌连手促统一战线

1941年,徐子珍晋升国军中将时的照片。文汇报北京传真

  8月19日电 2013年,日本正式决定,将面向大三学生的企业说明会由12月推迟至次年3月,面向大四学生的入职考试时期由4月推迟至次年8月。对此,日本新华侨报18日刊文表示,学生自然“以学为主”,上述措施的初衷旨在延长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促使其更加专注学业。然而,很多学生求学的目的就是为找到一份理想工作。试问,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新制度、新做法下的日本大学生们真能够“坐得住”么?

  文章摘编如下:

  8月27日电 香港《文汇报》27日刊文称,太原会战(又称忻口会战),是公认国共在抗战中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在这场会战中,有一对叔侄分属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二人既齐披甲上阵杀敌,又连手促进统一战线,堪称国共抗日中最亲密的配合。当时的《新华日报》记录着这么一段话:“徐子珍,徐向前元帅的家族叔父,叔侄皆抗日,虽一为国军将,一为共军将帅,但同负民族解放这责任,实为佳话”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徐向前元帅堂侄、徐子珍将军之孙徐展勤展示徐向前的一份抗战家书,披露这段国共合作中叔侄携手抗日的传奇故事。

  徐展勤告诉记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此后日军西进,侵略热河和绥远。祖父徐子珍随傅作义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1936年,祖父徐子珍又随傅作义参加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这次大捷被蒋介石称为“民族复兴之起点”,毛泽东认为是“抗战之先声”。至于叔侄连手抗日的故事,则要从“七七事变”后的一封家书开始。

  徐向前家书倡团结合作

  “现国难日急,正我辈为国家民族效命之时,勿自消沉,应负起伟大之使命。”,这是徐向前写的抗战家书。1937年,红军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负责八路军开赴山西战场前的统一战线工作,他给晋绥军部队中的哥哥徐受谦和叔叔徐子珍写下这封家书,倡导增强信心团结抗日。

  “我家中至今珍藏着这封家书”,徐展勤说,虽然过去70多年了,但因家里祖辈、父辈都亲身参与了这场战争,而他89岁的父亲从小就在逃避日军追捕、随军转战中成长,“战争场景仍时时在目”。

  太原会战是“七七事变”后国共连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也是公认两党、两军配合最好的会战。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徐向前,因为祖籍山西等原因被派往山西战区,为八路军进驻前作准备。会见完阎锡山后,徐向前随周恩来赴大同与傅作义会谈,随后与叔叔徐子珍短暂相见。

  家人战死沙场 两军共同抗日

  在山西期间,徐帅回到了阔别20载的山西五台老家。徐展勤的父亲徐觉民对徐向前带八路军回老家的情形记忆犹新,“银存哥(徐向前)共回来了两次,第一次他在村里作了抗日宣传动员,我妈把家里藏的一把手枪都捐了出来。第二次回村很热闹,村里组织八路军分散在各家各户吃饭”。徐向前大姐和二姐的孩子都要求跟着部队打日本,但都不幸战死前线。

  “徐向前带八路军士兵走后的不几天,村里就听见忻口那边炮声轰轰地响。父亲说这肯定是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交火打起来了,徐子珍和徐向前的部队应当全在附近了”,徐展勤讲道。

  这场战争就是1937年9月至10月的忻口会战。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八路军等全国各路军队一同配合,与日军对决。中央军卫立煌上将亲临指挥。徐子珍的70师与日军激战中伤亡惨重,中央军第九军郝梦龄军长和刘家祺师长阵亡。八路军林彪的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徐向前的129师偷袭日军阳明堡机场,使忻口战役中日军飞机全部报销。日军在忻口难以突破下,转向山西东部攻下娘子关,直逼太原,忻口战役结束。

  叔反内战退军 避与侄兵戎相见

  此后,叔侄二人各自征战。徐向前率部向晋东南进发,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徐子珍则率部北上调防绥远,任绥远屯垦军司令。抗战胜利后,任十二战区中将的徐子珍反对内战,退出军界,不愿叔侄在战场上兵戎相见。1949年,徐子珍派人看望在青岛养伤的徐向前,期望结束战乱,早日重建国家。之后徐子珍协助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和平起义。

  徐子珍征战绥远 五原大捷首收失地

  忻口战役结束后,徐子珍奉命调防绥远。内蒙古是军马与小麦等军事物资的产地,邻近黄河的绥远河套地区水美地肥,是日军争夺的战略重点地区。徐子珍领导的绥远屯垦军(后改编为五临警备旅)在河套地区负责军事防务、进行屯垦生产,保障军需给养,成为北方重要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西北军、东北军(马占山部队)、晋绥军(傅作义部队)等中国军队陆续撤至河套地区驻军。

  徐展勤表示,中国军队在绥远进行了著名的三次战役:即袭击包头、会战绥西、攻克五原。徐子珍领导五临警备旅在三次战役中均担任了主攻任务。包头战役中,徐子珍的五临警备旅攻入包头城中,重创日军司令部。绥西会战中,面对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徐子珍部作为主力与日军激战,部队伤亡巨大,有力地掩护了大部队的转移。

  粉碎神话 重振士气

  特别是在被称为五原大捷中,中国军队在抗战以来第一次收复失地,粉碎日军不可战胜的的神话,大振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五原战役中,收复了全部河套地区,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击毙日皇族水川伊夫中将、金藤少将、步兵联队长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等,生俘日军指挥官观行宽夫等50余人。特别是日皇族水川中将的击毙,是继八路军于1939年11月在河北涞源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后,四个月中被击毙的第二个日军中将,日本朝野为之哗然。

  徐子珍将军领导的五临警备旅在战役中担任主攻五原城的艰巨任务,付出重大牺牲,约千名将士伤亡。五原战役的胜利,受到了全国抗日军民的高度赞扬。蒋介石更亲自发电庆贺,傅作义将军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徐子珍晋升中将。

  徐帅鏖战晋东南 胜利必须靠人民

  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中将日前撰文纪念徐帅在山西抗战时的经历,强调“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八路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文章写道,太原失陷后,国民党部队纷纷退往黄河西岸,中共提出“与华北共存亡”,八路军和山西人民决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将山西建成抗日根据地,华北抗战进入一个新时期。

  响堂铺伏击战 全歼日军车队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徐向前任副师长的129师依托太行山脉,转战于晋东南地区。1938年3月下旬,日军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在邯长公路上日夜运送兵员和物资。由于129师师长刘伯承在此时去总部出席会议,政委邓小平和徐向前商量在河北涉县到山西黎城之间的响堂铺设伏。这次伏击战由769团和771团担任主攻,772团打援敌。

  3月30日凌晨,部队在雨中神速、秘密地开进了设伏地。31日晨8时,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携400余人兵力,向设伏地开来。我军伏击部队一起开火,鬼子车队被切成数段,驻扎在县城的鬼子急忙赶来救援。而772团早已等在鬼子必经之路上,占据有利地形。经过半日激战,我军全歼了这支日军车队,缴获大量军火、物资。为纪念这次胜利,人们在响堂铺村竖立了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

  长乐村急袭 反九路围攻

  从1937年冬至翌年春季,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连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调集十个联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我抗日根据地围攻,史称“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抓住战机,准备攻击由山西武乡退往襄垣的较为孤立的日军117联队。

  对于大学生而言,当惬意、光鲜的校园时代即将过去时,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在“就业”这件事面前洒脱超然。看看日本,绝大多数年轻人被低迷的经济形势压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再考虑日本近乎死板的社会制度和苛刻的企业文化等因素,可以说,日本大学生们承受的现实压力和精神包袱似乎更重一些。而纵观日本社会,校园招聘也早已超越了“个人幸福大事”的范畴,成为关乎全社会的重要课题之一,究竟是应该优先“学业”,还是应该优先“就业”,社会各界众说不一。

  诚然,合理调整“就业季”开始的时期,或许有助于让学生们好好“收收心”,花更多功夫用在专业学习上,这样才不枉费四年宝贵的大学时光。不过,如此“煞费苦心”的安排,日本大学生们似乎并不领情,高呼不但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反而适得其反,让大家的就业变得更加艰难。

  同时,在不少中小企业眼中,经团联这样的日程调整,也被视为不过是一款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绅士协定”。首先,打工赚外快是日本大学生重要的校园生活模式,他们早早接触社会的残酷,在校园即颇有“未雨绸缪”的潜意识,深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道理,希望在就业准备上先人一步。

  其次,日本中小企业招聘时期往往晚于大型企业,招聘时期推迟后,和大型企业相比,它们挑选学生的时间更短,在确保获得所需人才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和不利,势必成为招聘季节推迟措施的强烈反对者。

  再者,并没有加入经团联的不少外企和新兴企业在很早之前就采取所谓“就业体验”的方式,邀请学生在正式的招聘季节来临前到企业参观、交流,对优秀在校学生进行提前“围攻”。

  时任旅长的陈赓率386旅连夜出动,急行军9个小时,猛追这股日军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日军的辎重队及部分主力。因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未按计划阻击返回救援的1,000余人日军,这股援军逼近了长乐村战场,战至下午5时,我军主动撤离。

  长乐村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共毙伤俘敌2,20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772团团长叶成焕壮烈牺牲。反九路围攻胜利后,华北敌后与日军形成了相持的局面,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刘凝哲、凯雷)

  因此,在事关一辈子生活质量的就业浪潮面前,不但在校学生坐不住,本就苦于劳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的企业也岂有袖手旁观坐等人才被抢走之理?将求职时期推迟,似乎并未将学生们的心定在课桌前,反而将求职的战线和时期拉得更长而已。

  重“学业”还是重“就业”,并不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关键词,而在于社会和时代不断变迁,日本企业仍然延用着传统的招聘模式,包括牵动学生神经的“内定”招聘,在一年之中固定集中的唯一时期一哄而上,看似整齐划一,实则问题重重。如何科学“分流”,别让时间“绑架”了学生的学习自由和就业自由,或许才是解决之方。(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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